美狮公司网站-“尊王仗顺,霸者之业”:五代十国时期,南方小国的保境安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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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狮公司网站,十国的统治者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,大体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是:在五代之初,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荆南五个割据政权,打着尊奉中原王朝的旗号,实行保境安民。

《吴越备史》说:唐天祐以后,中原多事,西川王建称蜀,淮南杨行密称吴,南海刘氏称汉,福州王审知闽,“皆窃大号,或通姻戚,或达聘好。”他们劝钱镠称帝自主,但钱镠却说:“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,而又踞我于上耶:”意思是:你们叫我称帝自主,这不是也叫我在炭炉上烤吗?他的策略是:既割据东南,又不招致中原王朝的征伐。“与其闭门作天子,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,不若开门作节度,使终身富贵无忧”(《与董昌书》)。

所以后梁王朝建立后,他奉正朔,岁时进贡,尽藩臣之职。当时吴扼于北,钱镠就派使节从睦州(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)、信州、虔州(州治在今江西赣县),经楚,荆南到中原。后来吴吞并了江西全境,钱氏改由海道,自登、莱入贡。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,这是对中原王朝表示忠诚给他带来的好处。

吴越的邻国关系中,最大的敌国是吴。因为它和吴有着从江西、宣歙到太湖的漫长边界。为了争城夺地,双方厮杀了一、二十年之久。但是,随着江西归吴,苏州归吴越的大势定下来以后,双方意识到:对手有实力,不可能侥幸取胜。战争的损失过于惨重,对人民安居乐业不利,要危及政权的稳定。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吴越在无锡之战(919年)后,响应徐温休兵息民的建议,停止了对吴战争。吴越的繁荣,保境安民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楚和吴越一样,从自身的安危出发,以奉中原王朝的正朔为策略,实行保境安民。《新五代史·楚世家》说,马殷初王湖南,兵寡力薄,与杨行密、成汭、刘为敌,十分忧虑,问计于高郁,高郁答:“成汭地狭兵寡,不足为吾患,而刘志在五管而已。杨行密,孙儒之仇,虽以万金交之,不能得其欢心。然尊王仗顺,霸者之业也,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,然后退修兵农,畜力而有待尔”。

高郁正确分析了马殷所面临的实际情况;淮南和湖南有漫长边界,淮南强大一定会窥伺湖南的领土。事实上,淮南和湖南在鄂州、岳州、吉州、虔州的摩擦、战争不断。高郁从这样的分析出发,要马殷借着“尊王”的旗号,保境自立。马殷采纳了高郁的建议,在复杂的方镇割据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。

在王审知割据福建之初,当时江西还未归吴,钱镠集中精力在太湖地区与吴争夺,闽赣与浙的边境可以说是安然无警。唯有闽粤边境打过一仗。但是,如果王审知不奉后梁为正朔,则吴越、南汉可找到借口伐闽。也是依仗“尊王”这面大旗,求得较长时期的安定。

刘隐、刘受后梁封得爵,用后梁年号。贞明三年(917),刘公开独立,建国改元。在刘氏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十年中,平定岭南,拥有岭南,赢得了安定的政治局面。

高季兴、高从诲的保境安民。荆南地处四战之隅,地狭力弱,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存,是高氏父子最关紧要的大事。荆南不仅向中原王朝称臣,还向吴称臣。荆南这种所向称臣的目的,一可以求得政治上的生存,二可以得到赏赐。但高氏父子并不安分,他们常阳奉阴违,利用矛盾,从中渔利。

后梁末,高氏声言助梁击晋(河东李氏),侵入后梁的襄州地界,兵败后,与后梁断绝关系多年,后唐庄宗死,高氏乘机于峡口截击后唐从成都运来的宝货,并出兵蘷、忠、万三州;后晋时,高氏声言助石敬瑭讨伐吴和后蜀,得到甲马百匹的赏赐,而安从进反于襄州,又阴与之通。总之,高氏无论在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权变多诈。所以高从诲有“高赖子”的称号。而这一切,都是在所向“称臣”的幌子下进行的。荆南的保境安民,有着自己的特点。

另一种是:和中原王朝处于对抗情况下的吴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几个割据政权,也曾执行过保境安民政策。其中以吴、南唐推行最力。

杨行密立足准南之后,北与朱温抗衡,南与钱镠争斗,处境是相当险恶的。他“招合遗散,与民休息,政事宽简”,同时“搜兵练将,以图霸道”,对付朱温的军事压力。

徐温执政以后,吴和四邻关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。江西的洪州已被吴攻占,鄂州战争也告一段落,吴的西境拓土基本完成;楚国的统治已趋向稳定,吴、楚边界大体上定下来了,从而在西部出现了睦邻的条件。

钱镠已完成了对两浙的控制,吴与吴越的边界也基本上定下来了。北边准水边界局势进一步得到稳定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徐温着手推行保境安民,注意睦邻的政策。他结束了对吴越的战争,赢得了二十年的休养生息。他把保境安民的原则运用到处理复杂的邻国关系中。

后唐明宗讨伐荆南,高季兴害怕,表示要“举镇自附于吴”。按照五代时期军阀之间趁火打劫的惯例,徐温可以接受高季兴的归附,等待机会兼并荆南。但徐温没有这样做,他说:“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,高氏事(后)唐久矣,洛阳去江陵不远,(后)唐入步骑袭之甚易,我以舟师泝流救之甚难。”要别人臣服自己,而不能救他,让他危亡,“能无愧乎!”他接受了高季兴的贡献,而“辞其称臣”,听其仍旧附于后唐,自保其国。

他生长在五代战乱之中,饱经流离颠沛之苦。他对兵祸之酷,军阀之暴,是深有体会的。南唐经济繁荣,国力强盛,而当时北方是后晋统治时期,社会混乱。在这样历史条件下,不仅将领们要求北伐,而且一些士人也主张北伐。但李昪却认为“兵为民害深矣,诚不忍复言。使彼民安,吾民亦安矣,又何求焉!”他还说“知足不辱,道祖之至戒”,讨伐之议,愿勿提起。

为什么李昪不主张北伐呢?南唐虽然经济实力雄厚,兵也养得不少,但要进行大规模的北伐战争,条件井不成熟。和后晋、契丹比,南唐缺少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。当年杨行密能在淮南站住脚,靠清口之战的胜利;而清口之战,如没有朱瑾的骑兵,是很难打败朱温的。后晋的军队有作战经验,不是南唐所可匹敌。

南唐在长江下游,后晋据中原地区,南唐在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。楚,闽、吴越和吴、南唐一向敌对。徐温执政后,关系好转,基本上和睦相处,但一旦南唐举兵北伐,它们可能伺机袭取南唐领土。所以,北伐之议虽反映了要求国家统一的良好愿望,但难以成功。

昇元五年(941年)南汉刘遣使来金陵,策动南唐共攻楚国而分其地,李昪拒绝了。同年吴越大火,宫室府署楚毁几尽,吴越王钱元瓘受惊而发狂,宋齐丘等人主张乘机攻取杭州,也为李昪所拒绝。他认为不能利人之灾。派人到杭州慰问,送去物资,救济吴越受灾的百姓。一直到晚年,李昪还告诚李瑾:“善和邻好,以安宗祏为意,不宜袭隋炀帝之迹,恃食阻兵,以自取亡覆也。”

保境安民政策,使南唐继续安定,社会经济才有可能发展下去。而社会经济的发展,又为全国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南唐及其他各国的“保境安民”和金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矛盾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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